威根（Wigan），英格兰西北部一座以煤矿和橄榄球著称的工业城市，是英国工党最坚实的票仓之一，百年来几乎从未动摇。而此次地方选举，威根议会22个工党席位全部落入右翼政党改革党之手。
这不是个例。在英格兰西部的坦姆赛德（Tameside），19个参选席位中改革党拿下18席，工党仅守住1席，失去了自1979年以来对该议会的控制权；在英格兰东北部的桑德兰、巴恩斯利，工党同样溃不成军。此外，改革党还席卷了传统保守党地盘埃塞克斯、诺福克、萨福克等三个农业郡县。改革党领袖法拉奇（NigelFarage）宣称，这是“英国政治真正历史性的转折”。
十年前，法拉奇曾站在英国脱欧公投胜选之夜的镜头前、高喊“英国独立日”。2016年，法拉奇以英国独立党党魁身份主导脱欧运动，推动英国做出二战以来影响最深远的地缘政治抉择。彼时，许多人以为，随着脱欧尘埃落定，法拉奇和他所代表的那股力量也将随之消散。十年过去，他不仅没有离去，还带着一支拥有逾1400个新增地方议席的政治力量，重新站在了英国政治的中心。
英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转折
此次地方选举涉及英格兰136个地方议会、逾5000个议席，是英国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地方选举。截至9日第一财经记者发稿时，136个地方议会中已有131个选举结果出炉。据SkyNews全国等效票数（NEV）统计，改革党以27%的得票率高居榜首，保守党20%，工党15%，绿党与自民党均为14%。改革党净增逾1400席，控制至少10个地方议会，并赢得改革党在英国首都伦敦的首次突破——哈弗灵区（Havering）。
工党净失约1375席，失去28个地方议会的控制权；保守党净失逾550席；绿党净增363席，在伦敦沃尔瑟姆森林（WalthamForest）夺得首个伦敦自治市选区控制权。
伦敦政治经济学院（LSE）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托尼·特拉弗斯（TonyTraversCBE）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，对此有所预判。他称，这次选举是英国政治格局的根本性转折，“英国政治传统上是两大政党轮流执政，我们现在正走向一个五党、甚至六党分割的格局。”
他认为，这种格局可能是永久性的。
选票背后的民意
在投票日，记者走访伦敦街头，试图触摸这场选举背后更真实的民意水温。
尽管伦敦历来是工党的大本营，但多位选民都表达了对工党的不满。一位名叫马克（Mark）的65岁志愿者在慈善站工作，他每天接待那些需要帮助的人，其中不乏基层警察和初级护士。“每个月发薪后的第三周，来食物站领取食物的人明显增多。”他说，“他们交完房租、付完账单，银行卡里已经没钱买食物了。”
马克并不支持改革党，他觉得那是一个“机会主义政党”，“每次看到其他政党失败，他们就幸灾乐祸”。但他对现实的描述，恰恰为改革党的崛起提供了注解：“我越来越强烈地觉得，这些人的未来相当没有希望。年轻人几乎看不到买房的希望，背着巨额学生债务走出校园……整个局面一团糟。”
在卡姆登区，另一位受访者大卫（David）称：“工党执掌卡姆登太久了，久到他们几乎觉得这里属于他们，但其实并不是。”他批评议会热衷于修自行车道、画路标，却任由青年活动中心关闭，让社区失去了生气。
在伊斯灵顿（Islington）区，从18岁起便投票给工党的安（Ann）今年选择了改变。“他们这次甚至没有来敲我的门，我一直在等他们来。”她尤其愤怒于资金的不透明，她说亲眼看着本区一个建筑合同的资金打了水漂，却没有任何追责机制。“那是我们的钱。”她说。
工党阵营数十年的支持者丹尼斯（Denis）则明确告诉记者，他这次打算“抗议性地”投给自民党或绿党，以向工党传递一个信号：“不是政策不行，而是行事方式令人无法接受。”
十年：从脱欧到改革党
理解今日的改革党，必须回到2016年。
今年6月，英国脱欧公投将迎来十周年。十年前的那个夏夜，法拉奇站在镜头前称“让6月23日作为我们真正的独立日，永载英国史册”。彼时，他领导的英国独立党“功成身退”，他本人随后淡出，留下一个已然撕裂的国家——脱欧阵营当年的承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，在此后数年里逐渐积累成新的愤怒。
当年曾有一种观点认为，脱欧起到了“泄压阀”的作用，让英国选民把积压的不满宣泄出去，从而避免了更深层的政治动荡。这个判断，十年后看来已经明显失准。脱欧非但没有终结民粹，反而为它注入了新的养料。经济上，脱欧后的贸易摩擦叠加通货膨胀与能源危机，令普通家庭的生活成本持续承压。
2025年发表于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（NBER）的研究估算，截至2025年，脱欧已使英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（GDP）较未脱欧情境下低6%至8%，商业投资降幅更高达12%至18%；政治上，英国多位首相在不到十年间走马灯式更迭，令选民对英国政治的信任加速流失。
YouGov今年早些时候的民调显示，逾六成英国人表示若再次公投，会选择重返欧盟——这与2016年的公投结果几乎完全相反。
“抗议票”的本质
当改革党的胜选消息传来，外界的第一反应往往是“抗议票”。但这一标签，在2026年已越来越难以成立。
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（FBA）、政治学教授萨拉·霍博尔特（SaraHobolt）将这次选举的最大意义定义为“碎片化与极化的固化”，工党执政两年来，政治光谱两端的挑战者持续壮大，右有改革党，左有绿党。“这正在巩固英国政治的碎片化。”她说，“两个主要政党都将在这次选举中表现不佳，工党尤甚。”
改革党今日的支持结构，已远比“抗议”二字所能涵盖的更为复杂。它的核心票仓，是英格兰中部和北部那些“被遗忘的工人”，他们亲历了制造业空心化，在通货膨胀的冲击中首当其冲，在住房、医疗、就业上长期感到被两党政府漠视。对这部分选民来说，投给改革党与其说是认同某种政策主张，不如说是在表达积压多年的愤怒。
这种民粹力量在英国有一个清晰的地理与人口边界：在教育程度较低、脱欧支持率高的内陆和沿海城镇，改革党势如破竹；而在伦敦多元社区，它几乎寸步难行。在卡姆登、伊斯灵顿，受访者几乎一致对改革党持保留或抵触态度。一位名叫阿布迪（Abdi）的受访者直接说：“法拉奇当初带着大家脱欧，然后拍拍屁股走人，现在很多人正在为此付出代价。”
工党被两面夹击
毫无疑问，此次选举是工党的噩梦，但最令人忧虑的不是输了多少席位，而是输在哪里。工党的传统票仓——工人聚居的城市和镇区，正在两个方向同时被蚕食：进步的城市中产流向绿党，工人群体被改革党的民粹叙事抢走。工党夹在两者之间，动弹不得。
英国首相斯塔默（KeirStarmer）在选举次日承认，这是“一组非常艰难的结果”。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本·安塞尔（BenAnsell）毫不客气地表示如果斯塔默能撑到2029年大选，“这将让大多数政治分析人士感到意外”。工党内是否出现对领导层的公开挑战，是未来数月的重要看点。
对保守党而言，处境同样棘手。与改革党之间关于“谁才是英格兰右翼代言人”的争夺，目前保守党并不占上风。这两党是否最终走向某种形式的合并或选举合作，是英国政治圈持续热议的话题。
特拉弗斯对此有更深层的担忧，他称当前的“简单多数制”选举制度，是为两党格局设计的，在多党分裂的现实下已日益显得不合时宜。“当下的投票制度似乎已不再适用。”他说。然而工党与保守党至今都没有公开讨论选举制度改革，因为改革对两党而言都意味着风险。
法拉奇能走多远
法拉奇已将此次地方选举结果称为改革党“可以赢得下届大选”的证明。这一说法，虽并非全无根据，但距离实现仍有重重障碍。
目前的民调显示，改革党以约26%的支持率领跑全国，但工党、保守党和绿党紧随其后，五党格局导致没有任何一党能单独获得多数议席。最新的预测模型指向“悬浮议会”，也就是改革党约获188席，保守党159席，工党仅86席左右，这意味着很可能出现改革党与保守党联合执政的情况。
还有一个深层的人口结构问题，是法拉奇必须面对的逆风。民调显示，逾六成英国民众目前会在公投中选择重返欧盟，在18至25岁年龄段，这一比例超过八成。改革党的核心支持群体正在老去，而年轻选民对改革党核心议题——反移民、反欧盟，几乎没有共鸣。这被认为是一个不利于改革党的长期人口学趋势。
从2016年脱欧，到2026年地方选举，这十年是英国政治信任持续蒸发的十年。改革党是这场蒸发的最大受益者，但它能否把受益转化为真正的执政能力，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。
一个更深的问题是,即便改革党在2029年无法单独执政，它已经改变了英国政治的引力场——迫使工党和保守党在移民、公共支出、国家认同等议题上不断向右调整立场。在这个意义上，民粹的胜利，不只体现在选票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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